民国时期的造“国民”与造“民族” ——由王

“19世纪中期以降，中国被迫纳入欧洲主导的国际社会，并作为一个弱国处于国际体系的边缘地位。强国可以塑造国际事态和外部环境，而弱国只能被国际事态所塑造并被动地适应外部环境。”（王立新，2019：2）在与列强对峙的过程中，延续几千年“中华天朝”传统的“大清”被迫转型，成为与周边诸国并列且备受欺凌的“清国”，被外力强行“纳入‘民族国家’这件紧身衣”（孙隆基，2004：21）。清末民初，中国政治与文化精英最为关切的，就是面临帝国主义列强咄咄逼人的军事侵略和外交胁迫，如何能够把清朝管辖地域和属民保留下来，避免同胞们成为亡国奴。“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马克思，1961［1853］：111-112）此时中国人所感到的威胁，不仅是“亡国”，而且是“亡天下”。“救亡图存”的紧迫压力无疑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发现地广人稀、管辖松散的边远属地极易被列强军队强占割让。在丧失大片领土后，为了防范局势恶化和国家解体，清廷不得不进行治理体制大调整，把“多重式天下”治理模式和各族聚居地域“多元化行政体制”（王柯，2001）逐步向全国统一的省、府、县体制转化，加强中央政权对边疆地区的直接行政管辖。具体举措如东北地区开禁建省，川、桂、云、贵等地区加快“改土归流”，藏区和外蒙古推行“新政”，内蒙古实行“放垦”和“移民实边”，新疆加强兵屯并建省，以此应对列强的边境蚕食和割占领土的紧迫威胁。这些改制措施背后的潜意识，即是希望参照欧洲国家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模式，把大清朝逐步改造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国民同质的民族国家。而当时实行君主制的沙皇俄国、普鲁士德国、日本等欧亚强国，则是清朝统治集团效仿的榜样。

与此同时，西方近代工业化进程中发展出来的地理知识、政治理论、社会模式、教育制度和学术知识体系的新概念也借助洋枪洋炮和火车轮船的声势，经由各国外交官、商人、传教士、探险家和各类学者等传入中国。晚清及民国各界精英人士及全国城乡居民，经由不同渠道开始接触到一个个全新的政治理论和概念体系，并以此为基础来重新解读与认识国人必须面对的这个由林则徐、魏源分别在《四洲志》和《海国图志》中介绍的宏大世界，理解和引导这个在外部势力逼迫下处于急剧变革中的国家。王明珂先生在《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发表的《民族与国民在边疆：以历史语言研究所早期民族考察为例的探讨》①，虽然谈及的似乎是学术界一件无足轻重的陈年往事，在具体事例讨论中向读者揭示的却是一个有关中国国家建构的核心议题。

一、黎光明与傅斯年

在民国人物当中，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这两个人都不在一个层次上。

黎光明绝对不是什么名人。他1901年出生于一个回民家庭，1926年毕业于中山大学，1928年受聘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次年前往四川西部少数族群聚居区进行田野调查。他与同伴王元辉在此基础上完成的《川康民俗调查报告》手稿，直至75年后才由王明珂从史语所档案中“发掘”出来并得以出版（黎光明、王元辉［著］，王明珂［编校］，2004）。在王建民的《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中仅简略记述了这次田野调查。②该书附录三“20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学家学术简历”未列入黎光明，附录四“中国民族学大事记”（1895—1949年）在1928年只有简短一句话：“8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黎光明到川边作民物学调查。”（王建民，1997：422-423）此次调查结束后，黎光明便不再从事学术活动。“他自川边返回南京后便离开历史语言研究所，转任于四川之军政与教育界，如此种种皆证明其在民族考察、研究方面的成绩未能让他立足于主流学术界。”（王明珂，2019：84）1946年他出任靖化县县长，同年在与当地帮会冲突中身亡。无论从学科史还是民国政治史的角度来看，黎光明都是一个完全可以被忽略的“无名之辈”。

傅斯年则是民国学术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他1896年“出生于一个儒学世家兼破落贵族家庭，其祖上傅以渐乃大清开国之后顺治朝第一位状元，……傅门一族家业兴旺，历代显赫”（岳南，2008：8）。他1913年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转北京大学本科，1918年与罗家伦、毛准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担任游行总指挥，为北京大学学生会领袖之一。1921年入伦敦大学心理学专业，1923年转柏林大学学习比较语言学，1926年回国在中山大学任教，1928年为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筹建史语所并任所长。1929年，傅斯年得到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支持，从收藏家手中购得明清内阁档案6万公斤，避免了这批珍贵史料落入伪满洲国之手，此事令史语所“声威大振，其担负的历史研究与中华文明探索的前驱性使命和辉煌成果，令学界同人为之艳羡”（岳南，2008：121）。1934—1937年史语所在殷墟发掘出土大量文物，举世震惊。抗日战争爆发后，傅斯年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他代理北京大学校长。由于他奋力抨击，迫使孔祥熙和宋子文两位行政院长先后于1938年和1947年辞职，从而名声大噪。1948年他当选中华民国政府立法委员与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1月他随史语所迁至台北，兼任台湾大学校长。在1950年逝世前，傅斯年在学界和政界一直是具有极大影响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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