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造“国民”与造“民族” ——由王(2)

傅斯年和黎光明两人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曾有一段短暂交集。当时傅斯年是史语所所长，黎光明是该所聘任的助理研究员。他们的交往主要围绕黎光明1929年的川西调查。这一年，傅斯年忙于内阁档案收购之事，对黎光明的川西考察关注有限。详细记述傅斯年一生学术活动和个人生活的《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完全没有提及该年黎光明的川西考察。可见，在民国学术史研究者眼里，黎光明是个可以全然忽略的小人物，他的川西考察也无足轻重。但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成为了王明珂这篇文章的主角。那么，引起王明珂重视黎光明川西考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通过对黎光明川西考查工作不同评价的讨论，王明珂在这篇文章中向读者展示了那个时代的青年人（1929年黎光明28岁，傅斯年33岁）在追求自身政治理想和学术探索方面的基本取向与具体实践，并通过对二人思想与实践差异的分析，引导读者去反思那个年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面临的一个最重大的议题：面对民国时期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国学者的首要工作究竟是面对世界努力“造国民”，还是在中国境内“造民族”？黎光明恰恰就是20世纪30年代在川西基层社会“造国民”的一个典型代表。

二、中国的国家、社会转型与接受西方学术知识体系

（一）清末民初中国知识精英面临两大任务

第一个任务是重构中国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使中国从传统的“天下”体系中脱胎出来，转型成为一个符合“现代国际秩序”的新型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这关系到全体中国人的生死存亡和切身利益。面对列强的渗透割占，“深受国族主义感染的中国知识分子”（王明珂，2019：84）全力捍卫大清、中华民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些都是用来定义一个在外交、贸易中与他国平等交往政治实体的现代西方概念），同时努力整合国内民众的政治-文化认同，使全体国人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国民”，防止外部势力对境内各群体的挑拨分化，维护国家统一。面临列强提出的领土要求，中国学者应在历史文献中寻找相关领土归属的证据，抵制外国对中国领土的进一步觊觎。

第二个任务是以“先进的”欧美知识体系和概念话语作为理想模型和表达载体，重建中国的文化与知识体系，使之成为构建中国政治秩序、社会伦理、文教组织、经济体系的理论基础以及能够与世界各国平等对话的全新的知识话语体系。在反侵略战争和对外交涉中，中国精英们深感中华传统文化不足以救国，出访欧美各国后又惊叹于列强科技与工业文明之发达，认为唯有从传统中华文明知识体系脱胎出来，全盘接受欧美国家的人文、社科、理工、医学、农学、生物、地理等知识体系和学科分类，接受现代学校模式的教育制度和知识体系，在此基础上完成国家“再造”，中国才可避免亡国之祸。“1895年以后的三十年间，中国政治思想经历了西方法国大革命前后二百年的巨变，几乎所有外来观念都被纳入中国近代传统的结构，成为中国普遍接受和改造过的现代思想。”（金观涛、刘青峰，2009：240）

这个新建的知识体系从基本概念、结构框架到具体内容、观念术语，尽管借鉴了日文译法，但是整体上仍是师从欧美国家。以人文、社会科学而言，这个知识体系包括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专业。由于时局紧迫，在学科划分、基本概念、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等方面，民国时期的中国学者们崇尚的是“拿来主义”：建立“洋学堂”，参照“洋制度”，请来“洋教习”，学习“洋课本”，照虎画猫。首先是洋人在其开办的各类学校系统讲授这套知识，随后留洋归国的年轻留学生，由于会读“洋文”并习得这套知识，20多岁就被各新设大学高薪聘为教授③，成为传播这套新知识体系的主要推手。自1905年“废科举，兴新学”后，“废除汉字”的提议一度十分流行，有人甚至说出“线装书扔茅厕”这样极端的话（钱穆，1994：912）。“全盘西化”这四个字正是民国初年中国知识界和教育界的生动写照。

（二）西方学术体系与知识在中国的引进与应用

1905年“废科举，兴新学”后系统引入中国的，是一整套在基督教文明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西方知识体系。新式学校即是传播和教授这一套知识体系的组织载体。传入中国的，还有西方列强在世界各地开展田野调查时运用的一套“民族学／人类学”知识体系。西方的“文明人”在调查亚非拉地区“野蛮人”时，多少借助“进化论”把人类进化历程划分为从古猿到现代人的多个阶段，因此就像西方学者创建动物学和植物学体系那样，在体质特征、语言文字、亲属制度、社会组织、文化习俗等领域依次对各地土著人群展开田野调查，相关的研究记录叫做“ethnography”（现译为“民族志”）。史禄国教授给费孝通安排的人类学课程，就依照时序分为体质人类学、语言学、社会人类学等几个阶段（张冠生，2000：77）。西方学者的“经典民族志”，其结构大致是这样一个套路。那些在西方大学里学习民族学／人类学知识的中国学者们，很自然地把这套知识看作先进、科学、最优并具有“普世性”价值的学术体系，努力将之应用于中国，希望这套知识体系能够帮助国人理解中国社会乃至世界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文章来源：《中国民商》 网址: http://www.zgmszz.cn/qikandaodu/2020/1004/49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