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造“国民”与造“民族” ——由王(6)

四、民国时期的“造民族”与“造国民”

（一）在一个传统“多元一体格局”社会体系中“造民族”

费孝通先生在1989年发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回溯了中国历史演变进程，把中国群体结构特征归纳为“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层面是统一的“中华民族”，“多元”层面是56个具有不同族源和文化特征的“民族”（费孝通，1989）。从辛亥革命时期的“五族共和”到1949年后确认的56个“民族”，民国时期在中国社会同时存在“造国民”和“造民族”这两个层面群体认同意识的创建与演进过程。

兴起于西欧的现代民族国家，其政治特征是：一是拥有清晰、稳定并获得其他国家承认的领土边界；二是在所辖领土内拥有绝对主权（行政管理、司法、税收等方面完全独立）；三是全体国民在政治和法律上拥有完全平等的权利即公民权；四是国民拥护共和体制并有爱国情怀。传统中国则被称为“文明体国家”，其政治特征是：一是管辖地域根据各时期国力强弱呈动态的收缩-拓展态势；二是辖地内各群体存在族源、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多方面的多元化现象；三是采用多元化政治认同和权威体系，表现为多层级的等级性-区域性行政管辖制度（“因俗而治”）。具有这些特征的传统中国如果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就必须对境内各区域的行政体制和属民的政治认同进行全新的整合，首先是治权的一致化和同质化，同时必须对全体属民的政治观念与文化认同意识进行“重新塑造”，把接受和拥护这个具有现代形式的新型国家视为国民的核心认同对象，这即是“造国民”。在这一过程中，最大的危险即是因原有“多元一体”体系破裂，导致具有不同族源、语言、文化特征的地方性群体在外来“民族”意识的引导下发展出各自的“民族主义”运动，从而滑向分裂为多个“民族国家”的方向。

在《民族与国民在边疆：以历史语言研究所早期民族考察为例的探讨》这篇文章中，王明珂讨论的就是辛亥革命后民国社会面对的核心议题：政府与社会精英的优先任务应该是“造国民”还是“造民族”？“造国民”即是把清朝治理下的传统“臣民”改造为现代国家的“国民”。“‘国民’与‘国族同胞’都指具有‘同质性’的众人。此同质性的基础，是国民对于国族国家的共同普遍知识，包括国家疆域（地理）、域内之人的特质（民族文化）及其来源（历史），以及更重要的国家现况（政治社会）等等的知识。这些都是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王明珂，2019：83）而“造民族”则是参照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理论把民国管辖下的各类群体构建成为一个多元民族谱系，根据族际差异构建出各自不同的“民族”群体。中国学术界的“造民族”活动就是“经由学术调查、研究，一个个的民族及其社会文化特色、历史源流被确认，透过政治实践，各边疆人群被分类而成为国族中的少数民族”（王明珂，2019：94）。

（二）民国时期我国民族学者的“造民族”考察活动

民国时期我国民族学者的“造民族”考察活动，是西方学科体系与教育制度被引入中国后，中国学者开展的一个半自发、半具组织性的系统工程。这一时期，以海归学者为首的民族学家急于把这套外来知识运用于中国社会。“20世纪上半叶，‘国民’与‘民族’概念传播于中国，也随着民族考察者的脚步进入边疆；在此造‘国民’与建构‘民族’同时进行。”（王明珂，2019：93）“当时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便是透过调查语言、体质、文化之异同，来探求中国国族中究竟有多少‘民族’，各民族间的区分界线何在，并由考古与历史学来说明导致这些民族之存在与区分的历史过程。”（王明珂，2004：14-15）中国国土辽阔，许多偏远地区是西方和日本学者考察足迹尚未抵达的。因此，一些中国学者认为应该抓紧时机，加快开展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的田野考察活动，努力以最新调查成果在国际学术界占据一席之地。傅斯年组织的史语所边疆考察工作，不过是当时学术界众多努力之一。

除了重视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外，傅斯年特别关注与“民族”密切相关的语言学研究。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说：“中国境内语言学和历史学的材料是最多的，欧洲人求之尚难得，我们却生看他毁坏忘失。我们着实不满这个状态，着实不服气。”他在《所务记载》中写道：“若果印度支那语系的一行学问也被欧洲人占了先去，乃真是中国人的绝大耻辱啊！”（傅斯年，1928：1）他为此十分关心在西南地区开展的语言学调查，将其视为界定中国境内“民族”群体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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