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造“国民”与造“民族” ——由王(7)

在民国时期，有许多掌握现代民族学知识甚至留学背景的青年学者先后来到西南边疆地区进行考察，他们的学术任务就是在当地“造民族”。《中国民族学史》介绍了民国时期民族学者在西部地区开展的主要调查活动：1928年杨成志在川滇交界处的调查，“在鲜有汉人活动的彝族聚居区调查两月余。以后用数月时间分别学习彝族语言和苗族语言”（王建民，1997：116）；1928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颜复礼、商承祖在广西对瑶族语言、族源、分布等的调查（王建民，1997：117）；1933年凌纯声、芮逸夫等的湘西苗、瑶调查；1934年凌纯声、陶云逵、勇士衡等人的云南调查，庄学本的康区调查，李佛一的西双版纳调查；1935年费孝通、王同惠、徐益棠的广西瑶族调查，方国瑜的滇西调查；1936年胡鉴民的川西羌族调查；1936—1937年杨成志等参与的广东瑶族调查和海南黎族、苗族调查等（王建民，1997：181-183）。抗日战争期间的调查有：梁钊韬的粤北瑶民调查（梁钊韬，1994：1-14）；陶云逵的滇西独龙江调查（陶云逵，2012），以及马长寿、岑家梧、柯象峰、徐益棠、李安宅、冯汉骥、任乃强、林耀华、吴泽霖、江应樑、郭莲峰、方壮猷、梁瓯第等先后在西部各地开展的田野调查（王建民，1997：229-238）。这些学者调查的主要目的就是把自己的“民族学知识”应用于考察当地人群，努力了解与“识别”不同的“民族”。

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民族学家努力了解当地人群的语言、文化、社会组织和生活习俗，而当地精英与普通民众也从这些民族学家那里得知“外部世界”的消息，听到许多他们从不知晓的新概念、新知识。“不仅是在演讲中，在他们与当地知识分子的社交言谈中，‘民族’也经常是重要主题……此显示民族学者及其田野考察工作，在近代中国边疆人群之‘少数民族化’过程中的微妙角色与功能……民族学内涵的‘民族’概念与其内涵定义，导引学者们探寻、研究相关人群之语言、文化而让他们得以认识与识别一个个的‘民族’。”（王明珂，2019：88）例如，“芮逸夫先生川南叙永考察之行的目的在于以人类学田野材料（主要为语言及婚丧礼俗材料）来证明苗族的存在，以此应和语言学家所建立的‘苗语’‘苗傜语’等语言人群范畴”（王明珂，2019：92）。

当然，这些民族学家并不认为这些“造民族”的学术工作与“造国民”相抵触，甚至认为这些“民族识别”工作可以“为其根据语系分类所建立之中华国族架构作一点脚注”（王明珂，2019：92）。如江应樑1937年提出，“对中国领土中全部民族的各个分子均有一个彻底的明瞭认识，方能说得到了解我们自己，方能与说复兴中华民族之道”（江应樑，1992：1）。当时，“中华民族”与“中华国族”并用，蒙古、满、藏等群体已被人们习惯地称作“民族”，这些学者把“民族”概念应用到西南各地有文化特征的群体时，未必有清楚的政治考量并预见到其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

五、傅斯年对黎光明川西考察成果的期待与失望

（一）傅斯年对黎光明川西考察成果的期待与失望

傅斯年作为一位受到“西学”系统训练的新式学者，对于“什么是学术”有自己的认知和判断标准，这就是西方的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这一套知识体系，包括基本概念、研究专题、素材形式和叙事逻辑框架。傅斯年曾说：“对于语言学，绝不是从书本上去研究语言学，而是从调查方言、调查语音学着手……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丁志，2010：17）他在给黎光明的信中专门提到，希望黎光明“学习一种夷语，记其文法上之大略”（黎光明、王元辉［著］，王明珂［编校］，2004：184）。他所期待于黎光明1929年川西考察的成果，就是应用这套西方学术概念和分类方法来搜集边疆地区各类基层社区与当地人群的“民族学”素材，对人群进行归类冠名，发现当地有哪些“民族”以及各自有哪些文化与社会特征。

但是，当黎光明和他的同伴王元辉来到川西后，他们深切感受到“当时中国国民普遍对于边疆地理及当地‘国族’同胞的无知。此种对于国族国家边疆之认知焦虑”自然反映在他们身上（王明珂，2019：83）。甚至可以说，黎光明和王元辉1929年的川西之行，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和焦虑中进行的。他们在川西各地开展的基层探访活动中，“显示他们传播国族新知的强烈企图：期望此行能以自身作为知识、讯息传播的桥梁，将国人一向陌生的边疆情况介绍到国族核心人群中，并将国族核心的情况讯息（特别是科学、进步、革命）带给国族边缘之人”（王明珂，2019：82）。

文章来源：《中国民商》 网址: http://www.zgmszz.cn/qikandaodu/2020/1004/49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