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造“国民”与造“民族” ——由王(8)

由于黎光明在田野考察中展示出的个人兴趣并不在于开展“民族识别”，因此在傅斯年与他的信函交流中，傅斯年认定黎光明的调查彻底失败。由于黎光明不仅未能从学术视角在语言、习俗等方面“辨别”当地的各种族类，反而表示所见居民与汉人“没有多大差别”，同时在实地调查中把精力集中于给当地民众宣讲中华民国“各种国情”，“侈谈政治大事”，这引起傅斯年的强烈不满。在黎光明田野考察期间，傅斯年在给他的信函中曾指责说“盖兄之未预备充分”，在进入田野前“未有足够的民族学专业知识”（王明珂，2019：85）。傅斯年在信中一再告诫他，“应尽舍其政治的兴味。……少发生政治的兴味。……少群居侈谈政治大事”（黎光明、王元辉［著］，王明珂［编校］，2004：183-184），试图引导黎光明和王元辉二人回归“学术正轨”。

由此可见，傅斯年组织的1929年川西考察可以说是“所托非人”。第一，黎光明、王元辉没有真正掌握这套西方知识与话语；第二，两人没有真正理解傅斯年期待于他们的调查目的。这与他们此前的个人经历有关。尽管黎光明曾考入东南大学史学系，王元辉曾就读北洋大学，但他们“都是心怀革命之志的青年。……两人都参加反军阀、反帝国主义学潮，而同样因此被大学开除”（王明珂，2019：81）。被学校开除后，黎光明进入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王元辉进入黄埔军校，二人仍是热心参与政治活动的积极分子。在校期间黎光明对西方学术知识关注有限，并不符合傅斯年研究计划的人选条件，但是由于20世纪20年代国内文科大学毕业生很少，傅斯年的选择范围十分有限。

（二）黎光明川西调查过程中的“造国民”

黎光明之所以在田野考察中把兴趣转向传播有关现代国家和中华民国的基本知识，而不是开展民族学调查，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在交谈中发现当地民众甚至土司、僧侣、基层官员都极度缺乏有关这个国家的基础政治知识，他认为这完全不可接受，这一局面亟需改变。第二个原因，是他并没有发现当地民众与汉人有重要的差异，也没有认识到需要通过语言学、民族学知识在当地居民中区分不同的“民族”。正是这两个因素的结合使他的川西考察背离了傅斯年为他设定的“学术轨道”。

首先，黎光明在村寨调查中发现当地精英及村民完全不具备现代“国民”的基本知识，他们甚至不知道中国有多大，也不知道首都在哪里。一位大寨土官十分怀念清朝皇帝，说：“大清皇帝出来不出来还不晓得的呵！……大清皇帝真好，他每年要给我二十四两饷银；三年去朝贡一次，他还赏我们很多的东西。民国不给我们的饷，我们也不去朝贡了。”（黎光明、王元辉，2004：97）有一位喇嘛虽然知道孙中山和蒋介石，但只知道北京不知道南京，甚至询问“三民主义和中华民国到底谁个的本事大？”（黎光明、王元辉［著］，王明珂［编校］，2004：106）当他们和一位喇嘛交谈时，“他用西番话问我们，‘宣统皇上这一会还好吗？’他从不知道有大总统袁世凯，当然更不知道有主席蒋介石。同他谈到南京时，他问：‘那是洋人地方不是？’”（黎光明、王元辉［著］，王明珂［编校］，2004：120）

受到国际政治态势和列强割地赔款的刺激，许多中国精英认为既然中国传统群体概念和“天下”秩序已经完全不堪应用，便希望借用西方列强在界定本国政治秩序和处理国际关系时使用的“国家”观念来重塑“中国”。西方的现代“主权”“领土”“（民族）国家”“国民”等政治概念及其意涵，便成为中国人需要了解并在本土应用的新知识。没有一个“造国民”的过程，也就无法塑造一个新型的“民族国家”。哈贝马斯指出：“只有当国民转变成为一个由公民组成的民族，并把政治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才会有一种民主的自决权。但是，对‘臣民’的政治动员要求混杂在一起的人民在文化上实现一体化。这一点是必不可少的，有了它，民族观念也就付诸了实现；而借助于民族观念，国家成员超越了对于村落和家庭、地域和王朝的天生的忠诚，建立起了一种新型的集体认同。”（哈贝马斯，2002：76）这里所说的“民族”（nation），实际上指的是“国族”，由超越了传统认同（家庭、村落、族群和王朝）的公民即现代国民所构成，也即是安东尼·史密斯所说的“公民的民族模式”（Smith，1991）。

虽然黎光明出生在一个回民家庭，但是“国族”认同显然高于这一群体传统，从他的调查笔记来看，在以猪肉为主要肉食的川西地区，似乎回民的饮食禁忌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困扰，在他留存的笔记中既没有涉及自己的回回身份，更不曾讨论过“回族”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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