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造“国民”与造“民族” ——由王(11)

七、民国时期中国学者与中国社会现实运动的距离

在民国时期的政治动荡与社会革命中，中国学者（或者更广义角度的读书人）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当时中国社会面临两大基本议题。

一个议题是捍卫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将一个传统的帝制国家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把清朝臣民转变为现代“国民”。在这一动荡的历史时期，中国的社会精英，除了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出现极少数汉奸分子外，许多人是爱国并积极投身社会运动的，其中部分青年“投笔从戎”，依据各自政见分别投身黄埔军校和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这部分青年学生实际上直接投入“国家再造”和“造国民”运动，在政治舞台和社会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一个议题是以“先进的”欧美知识体系和概念话语作为理想模型和表达载体，重建中国的文化与知识体系。中国学者特别是留洋归国人员积极参与新式学校和研究院的创建，仿造西方模式建立中国的学科体系和学术队伍。这些“象牙塔”中的学术活动与中国几亿底层民众的生活命运、与多种政治势力之间开展的“几种命运的决战”又有什么关系呢？在民国时期，中国在抵抗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同时面临推翻“三座大山”的深刻的社会革命。但是，大学校园和研究院里学者的学术活动和个人生活相对远离社会革命运动和普通民众的命运。钱锺书的小说《围城》可以视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学教授们日常生活的写照。

（一）民国时期中国民族学者与中国社会革命的距离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中国民族学、社会学界多数学者对学术研究是否可应用于中国社会改造并无共识，一些人甚至对此比较淡漠。各高校的社会学系、民族学系在课堂上都将重点放在介绍西方学科理论、方法和经典案例上，多数研究工作是努力模仿西方学界的传统论题进行理论分析，读者不多，社会影响很小。“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策划满蒙独立，中国边疆危机。加强对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的研究，已成为救亡抗日的需要。加上当时东部沿海各省相继沦陷，高等院校大规模向西部和边疆地区转移，边政学一时兴起，使得民族学社会学家们也随之将研究的重点转向西部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以至当时有人说，人类学民族学在西方是研究异域的‘蛮族学’，在中国则是研究边疆少数民族的学问?。……此后，中国的民族学更多地卷入了边疆和少数民族问题的研究，研究领域的这种偏重从此形成了传统，这个传统在中国民族学界沿袭下来并一直保持至今。”（杨圣敏，2018：13）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边疆地区，国民政府和像黎光明这样的热血青年在努力造“国民”。“芮逸夫在川南叙永苗人乡民家中所见的《国民政治读本》，可以说，也是当时国民政府‘造国民’工程的一种工具与表征。”（王明珂，2019：94）但是学者“造民族”的学术工作也在同步进行。“芮逸夫及同时代之民族学者所从事的边疆调查研究，以及改正传统上汉人对异族有污蔑意味之族称，其主要意义便在于此：造民族。”（王明珂，2019：93-94）“在另一方面，黎光明、王元辉之田野考察报告中流露的却是他们对于边疆民众缺乏‘国民’知识及素养深怀忧虑，感觉边民作为‘国民’有些资格不够（如王元辉之语）。随着此种对边疆‘国民’无知于国家、民族之事的忧虑而生的期许及呼吁便是以教育（边民教育）来改造边民，也就是‘造国民’。”（王明珂，2019：94）

（二）民国时代终结时一些中国学者如何评价自己的研究

清朝晚期即有不少学者关注和学习西方知识体系和学术体系。民国建立后，陆续有许多青年留学海外学习人文和社会科学诸学科，进入国际著名学府，师从国际学术大师，许多人回国后在大学、研究所和政府部门就职，享受高薪及其他优厚待遇。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在各学科领域对中国的知识结构和教育体系带来了颠覆性变化。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剧烈动荡。辛亥革命后紧随着北伐战争、外蒙古和西藏“独立”风潮、各省军阀混战、东北易帜、“中东路事件”、围剿红军、伪满洲国成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内蒙古自治、汪伪政府成立、伊宁事变、日本投降、外蒙古正式独立、国共内战。这些事件或者关系到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或者关系亿万国民的生命和政治经济生活。可是，自1919年五四运动后，除了极个别学者（李大钊、陈独秀等）投身政治运动外，那些留学海外，出身于名师名校，拥有教授头衔，弟子成群的顶尖人文与社会科学大师，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可曾做出过任何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行动？

文章来源：《中国民商》 网址: http://www.zgmszz.cn/qikandaodu/2020/1004/49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