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造“国民”与造“民族” ——由王(12)

国共内战形势明朗后，许多著名学者如梅贻琦、胡适、傅斯年、李济、凌纯声、芮逸夫等前往台湾，同时也有一批学者如陈达、吴泽霖、费孝通、林耀华等选择留在大陆。这些留在大陆的著名学者是如何评价自己的学术活动的？1949年6月10日在燕京大学举办了当时北平十一位著名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参加的座谈会?。《座谈会纪要》指出：“由于客观环境限制，一受反动政权的压迫，二受社会学者本身训练阶级出身的影响，社会学者不敢反抗旧统治者，以小资产阶级立场研究中国社会。研究结果既不为劳动大众服务，亦未为统治者所重视，虽有求‘客观’之名，但尽‘逃避现实’或‘直接间接为统治者培养人才’之实。以至数十年来社会学未能担当发挥其应有之职能，对于中国社会之实际的贡献极少。”（杨圣敏，2018：10）。

民国时期中国精英面临两大任务：一个是通过社会运动（必要时发动社会革命和武装斗争）把当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型为一个独立和拥有主权的现代国家，另一个是吸收西方工业文明和知识体系来重建中国文化与知识体系。这两大任务彼此交织，缺一不可。以民族学这个学科来说，第一个急迫的任务是国家建构与“造国民”，唯有全体中国人建立起对这个国家的政治与文化认同，国家才能保持统一和发展。中国是个有几千年统一历史并发展出独特社会秩序、群体认同的文明体系，中华文明的基本特质是非无神论的世俗性，与西方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等有一神教传统的文明存在本质的不同（马戎，2018）。文明之间需要相互学习，在理工科等专业技术方面，中国需要系统地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而在医学方面，西医和中医各成系统，我们不能以西方的“科学性”来简单地否定中医药。在西方基督教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西方人文学科（如民族学）和社会科学（如社会学、政治学）的概念与知识体系，如果简单地照搬到中国来，就很可能出现“水土不服”。民国时期的一些中国学者特别是留学归国的学者，尽管有一腔爱国热情，但是痴迷于西方学术体系的“科学性”（与自身在国外学习经历有关）而在民族学考察中推动“造民族”，同时完全“不接地气”，置身于全国性伟大社会革命运动之外。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学者要继续关注西方学术界发展动态，及时了解其新概念和新理论，没有人否定这一点，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将这些视为“具有普世的科学性”而简单地套用于中国社会。林耀华等老一代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在1949年对自身学术工作所做的评价，今天仍然应当作为我们的警钟。

八、结语

中国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体系无疑需要充分借鉴其他文明的知识传统，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出来的全部精神财富与智慧，与来自不同文明体系（欧美、南亚、中东、拉美、非洲等）的学者进行对话。但是，中华文明对于世界的想象（自然界、天下观）、社会秩序（权力结构与合法性来源）、群体认同要素（以伦理文化为分界）、历史演变（包括“蛮夷入主”形式的朝代更替）的基本理念毕竟是与其他文明全然不同的体系，因此中国学者在拓展视野的同时必须扎根本土，努力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而不能简单地把西方的一套概念术语和话语体系搬到中国来。

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非常关注人类文明在历史进程中发展出来的文化多样性。西方学者在世界各地的田野调查中写下大量精彩的“ethnography”（族群志），生动而详尽地记录与描述了各地土著族群的社会与文化活动的方方面面，是人类了解与“识别”各地“ethnic groups”“tribes”（族群、部落等）的重要学术探讨。民国时期在中国边疆地区开展这项工作，对于中外学术界了解中国各族群也是十分必要的学术研究。但是不幸的是，由于基本观念（如“nation”）的错译与误导，这项工作被实践为“造民族”活动，并为民国时期的民族学者在1949年后十分自然地转向斯大林式的“造民族”工程奠定了基础。这恐怕是傅斯年等人在创办史语所并大力推动民族学调查时所始料未及的。

20世纪50年代，“造民族”成为政府主导的“社会工程”，出现了“顶层设计”，1953年普查时自报的400多个“民族”必须大幅缩减到几十个（黄光学［主编］、施联珠［副主编］，1995：148），中国境内可以被“识别”为“民族”的群体总数被设定了上限，此时开展民族调查的学者不得不服从政府制定的整体框架。《中国的民族识别》一书列举大量案例，介绍在实地调查中记述的许多自认为是独立“民族”且具有语言与文化独特性的群体最终是如何被政府在这些学者的协助下归类进某些人口较多“民族”中的（黄光学［主编］、施联珠［副主编］，1995：174-323）。

文章来源：《中国民商》 网址: http://www.zgmszz.cn/qikandaodu/2020/1004/49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