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造“国民”与造“民族” ——由王(13)

毫无疑问，这种“民族归并”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在政府推动的“民族文化发展建设”后续工作中，各地自然形成的群体文化多样性必然会以“民族”为单元进行再整合，从而导致以政府官员和学者归纳出来的各“民族”具代表性的语言和文化形式对本族全体成员进行“文化再造”。王明珂对川西各族“戴头帕”习俗演变的描述，即呈现了这一文化整合在现实社会中复杂多向的生动演变过程，其结果是削弱乃至消灭了传统上各地区和各群体存在的文化多样性。这样的文化演变进程很可能是那些欣赏群体文化多样性，但是积极参与“民族识别”工作的民族学家未曾想到的。不可否认，随着交通通信设施的普及与改善，随着跨地域迁移与就业规模的扩大，群体的文化多样性必然在全球化大潮中逐渐弱化，各族群交往、交流、交融是历史发展大趋势。与“民族识别”相联系的各“民族”“文化特征”在固化后会出现怎样的历史走向，政府的“民族文化政策”将如何加以引导，对此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在告别帝制后的民国初年，推动“造国民”是关系到国家如何重构的最重要的任务，而参照西方民族学知识开展的“造民族”工作以及后续的“民族识别”工作，客观上并不利于中华国族的构建。这便是王明珂这篇文章的主题。在傅斯年批评黎光明“造国民”活动的90年后，王明珂的这篇文章再次把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同时出现的“造国民”和“造民族”两个社会运动的政治与社会文化含义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联想到进入21世纪后中国民族关系出现的严峻态势与港台地区出现的认同危机，对于这一学术反思的重要意义，无论怎样肯定都不为过。

回顾傅斯年与黎光明的思路差异，我们也不得不介绍一下黎光明后续的社会与政治活动。他在1946年就任靖化县县长，“建立及巩固国民政府对川康边区的掌控，……直接面对的敌人，则是其势力在此盘根错节的袍哥烟匪头领们。在黎光明就任靖化县长两个多月后，他设宴刺杀本地袍哥头领杜铁樵，自己也在袍哥党徒的报复性攻击中遇害身亡。可以说，从青年时代开始，黎终其一生都在从事‘国民革命’”（王明珂，2019：85-86）。在这些行动中，黎光明肯定十分清醒地预计到自己的命运，他的一生也算是“求仁得仁”。

王明珂指出：

成为“民族”并非近代民族主义及民族国家建构下边疆之人的唯一选择，也并非最好的选择。在20世纪上半叶，“国民”（citizen）与“民族”概念同时进入中国，也随着边疆地理与民族考察而进入中国边疆——造“国民”与建构“民族”同时进行。无论如何，相对于造“国民”，建构“民族”简单得多；经由学术研究与政治安排，一个个“民族”群体被认定、识别而加入国族之中，并以国家之民族政策来弥补边疆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弱势地位。然而在“民族”群体认同中，及以“民族”为单位争取群体在国家内的地位与利益之情况下，常让个人失去其作为“国民”之反思性与行动力；在民族文化与民族宗教之大纛下，更常让民族内的性别、阶级、世代、圣俗间之剥削与不平等被遮掩。看来，近代中国之民族国家建构有一未竟之功，那便是造“国民（或公民）”。（王明珂，2014：30）

当年中国政学界精英们共同走的是一条便捷的道路，也就是造“民族”，以此构建多元一体之中国。而造“国民”的工作，……无疑这是一条艰辛、漫长、曲折却仍必行的道路。（王明珂，2019：94）

近些年来，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命题被提上日程，彰显出当前国内外形势下加快推进“造国民”工作的时代紧迫性。进入21世纪后，在中华大地上“造国民”的“政治任务”仍未完成，以至于在今天，这仍然是中国学者不得不面对和反思的重大议题。

注释：

①2019年4月1日，王明珂在北京大学第七届费孝通纪念讲座做了题为《民族与国民在边疆：以历史语言研究所早期民族考察为例的探讨》的学术演讲，发表在《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

②黎光明于1928年“8月自上海出发，12月再由成都西行，经灌县、汶川、理番、茂县，对于沿途之羌民土民及杂谷人等，均有调查。……次年4月又到松潘，以其地为中心点，四出调查西番及博猡子等之民情风俗，6月初调查结束，返回成都”（王建民，1997：117）。

③许多二十来岁留学归来的年轻学者被聘为新式大学的教授、院长和研究所所长。吴宓就读哈佛大学本科生期间，1919年仅24岁即受聘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1923年李济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年仅27岁即受聘为南开大学教授。胡适1917年通过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资格考试，同年26岁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10年后才答辩正式取得博士学位。吴文藻1928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次年28岁受聘为燕京大学教授。钱锺书1937年获牛津大学学士学位，次年27岁受聘清华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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