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造“国民”与造“民族” ——由王(3)

1926年从英国、德国留学归来的傅斯年之所以在中央研究院组建史语所，就是期望把西方民族学、语言学、历史学的一套知识拿来，通过中国各地的田野调查，把中国素材纳入这套知识体系并获得西方学术界的承认，使“中国案例”得以加入世界知识体系和学术系统，从而让史语所成为“一个有科学性而能在国际学术界站得住的研究所”（罗家伦语）。朱家骅认为，史语所的学术导向在创始人傅斯年领导下，“处处显示了域外学术（特别是德国学术）的影响，历史语言‘同列合称’，这是根据德国洪保尔德一派学者的理论，经过详细的考虑而决定的”（朱家骅，1951：1）。“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是普遍主义史学的进一步强化，它不仅强调了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实证性的（自然）科学方法，而且张扬了史学的非国别性和西方东方学（汉学）的学术正统性。现代历史学研究只有在世界的视野里才能找到其自身的新的起点和立足点。”（欧阳哲生，2005：127）以西方学术成果作为创建中国学术体系的典范和评价标准，这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几乎无人置疑。

必须指出的是，在全盘接受西方学术体系和教育制度的同时，中国留洋精英容易忽视的一点，就是西方知识体系里有关“nation”（民族）和“state”（国家）等核心观念，与中国几千年文明传统中的“天下”理念和以“华夷之辨”为内涵的群体观有着本质的不同，在基督教伦理基础上构建的西方社会和传统的中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和政治秩序。因此，当中国学者使用西方知识体系来理解并重新梳理中国社会，力图把中国社会纳入“世界性”知识图谱时，就必须把发源于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学科似乎具有普世性意义的重要概念如“nation”、“language”（语言）、“religion”（宗教）、“kinship”（亲属制度）以及“slavery society”（奴隶社会）、“feudal society”（封建社会）、“empire”（帝国）等译为汉文，并在中国社会里确定相对应的具体范畴及实体。唯有如此，才能让中国学者用相同的概念和逻辑与西方学者进行对话，使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被接纳为世界学术体系的组成部分。但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中华文明这两个具有完全不同传统的政治秩序、思想知识体系之间究竟应当如何进行概念对接、术语互译与逻辑沟通，这个世纪难题一直延续至今。

（三）西方“民族学”知识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在以各学科系统地组合起来的西方知识体系中，有一门学科叫“ethnology”（通常译为“民族学”）或“anthropology”（人类学）。④梁启超在1902年的《史学之界说》一文中，曾开列出与历史学相关的多个学科：地理学、地质学、人种学、人类学、言语学、群学（社会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律学、平准学（经济学）、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文学）、天文学、物质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等（梁启超，1989［1902］：10-11）。可见在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对于西方学术体系已有较全面的了解。这套知识体系在当时已经成为中国青年精英热切学习用以置换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从而得以励精图治和救亡图存的新法宝。

在民国初年，吴文藻认为，“当时中国的民族学和社会学处于一种全盘洋化的状态；中国的民族学和社会学最初是外国人用外国文字介绍，例证也多用外国的材料，然后由中国人用外国文字讲述，并且多数是讲外国的材料；民族学和社会学在知识文化的市场上，仍然是变相的舶来品”（王建民，1997：128）。吴文藻在1932年提出“文化人类学必须以代表原始人类的现代未开化民族的生活状况为范围”，并进一步明确主张：研究汉族的属于社会学，研究少数民族的属于民族学（王建民，1997：134）。这就把中国各少数族群命名为“少数民族”，并把他们视为“民族学”的当然研究对象。

西方“ethnology”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亚非拉社会中具有不同族源、语言、社会组织、婚姻形式和生活习俗的各群体。在西方研究文献中，许多群体称谓（如“tribe”“clan”“horde”被译为“部落”“氏族”“族类”）被广泛使用，“nation”（通常译为“民族”）在近代西方思想史和政治史中是一个核心概念。当国内边疆地区各少数群体被称作“少数民族”并把这一概念引入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后，通过田野调查并从语言、历史、文化等方面入手“重新认识”尚不为中原精英所熟悉的边疆地区各类居民，具体识别并确认（identify）这些“少数民族”，便成为习得西方民族学知识的海归学者的一项学术使命，也成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主要研究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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