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造“国民”与造“民族” ——由王(5)

为了维护国家统一，1912年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宣称：“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孙中山，2011［1912］：2）他在随后修订的《三民主义》中指出：“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孙中山，2000［1924］：2）?西方话语体系的“nation”在汉文中最确切的译法，应是包括全体中国国民的“国族”，而“nationalism”的确切译法，应当是“国族主义”。?

（二）“国族”与“国民”概念的引入与传播

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尽管许多国人已经意识到原有社会秩序和思想体系不可维持，但是对于这个未来的“中国”究竟应当如何建构，人们意见并不统一。受到日本鼓励和资助，部分汉人精英一度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和汉人聚居“十八行省建中华”的狭隘汉民族主义建国纲领。而长期保有特殊语言文化传统与行政体制的蒙古部落、藏人和新疆穆斯林群体，则有部分精英在外国政治势力鼓励和资助下提出“民族独立”政治诉求，如辛亥革命后外蒙古大活佛哲布尊丹巴在沙皇鼓动下的“独立”运动，十三世达赖宣布西藏“独立”，新疆出现“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新生的中华民国面临的紧迫任务，就是引导国内各族精英把清朝管辖下的各地区视为统一的“中国领土”，把清朝统辖下的各族民众转化为“中国国民”，并在这样一个地域和人口范围内建立一个完整的“中华国族”（a Chinese nation），把“大清臣民”的认同意识转化为“中华民国国民”，否则“国将不国”，各帝国主义势力瓜分中国的企图就有可能得逞。

由于清廷迟至1905年才“废科举，兴新学”，能够进入现代学校的国人极少。辛亥革命后，东部和沿海城市出现对外“开放”的新潮流，新创报刊开始向民众介绍各类新名词和新组织。但是，少数族群聚居的西部偏远地区由于与内地人员交流很少，既无现代广播报刊也没有新式学校和教师，加之语言隔阂和交通传播工具简陋匮乏，各边疆地区基层社会精英与民众对于国内外政治态势所知甚少。当时对中国政治形势有较清醒认识并有“国族”“国民”概念的，只有东部及沿海城镇的精英人士和留学归国人员。正如王明珂所言：“梁启超、严复等人，的确在以民主政治启迪民智上有很大的贡献。然而，深受其思想、言论及行动影响的社群，主要仍为居于中国政治空间核心及社会上层之主流知识分子。”（王明珂，2019：80）。

（三）“民族”概念在中国社会内部的传播

在晚清到民国的中国社会，由西方引入的“民族”一词在具体应用时出现于多个层面。在最高层面，“民族”与国族的含义相通，例如，孙中山说“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又如，《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里的“民族”实质上即是国族。在第二个层面，“民族”可指向中国境内几大主要群体，如“五族共和”中的汉满蒙回藏也被称作“民族”。随着民族学知识的系统引入，在第三个层面即边疆地区一些人口较少但具有独特语言、习俗的群体，如苗、瑶等也开始被称作“民族”。中国民族学家在民国时期最为关注的调查对象，即是当时学术界对之了解甚少，人口规模不大，散居在西南各地区居于第三层面的“少数民族”群体。这个层面的群体被广泛地称为“民族”并被社会普遍接受，民国时期的民族学家“功不可没”。

由于在东部沿海与西部边疆之间、在繁华城镇与偏远乡村之间存在巨大时空隔膜，“当时深受国族主义感染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急切期望能认识国族国家边缘之地与人，另一方面他们也为国族边缘之人对国族国家的无知感到十分惊讶。此种‘惊讶’，仍因‘国民’概念所蕴含的国民‘同质性’，与他们所见之‘异质性’现实（边疆国民对国事之无知）之间有很大的差距”（王明珂，2019：84）。那时，许多偏远地区的居民只会讲本族语言和方言，不通晓汉语汉字，大多数人不知道此时中华民国总统是谁，不知道国家的首都在哪里，更不知道什么是“三民主义”。中原地区的学者们也不清楚这些群体之间在体质、语言、社会组织、生活习俗等方面存在哪些差别，以及这些群体究竟应该被归类为哪个“民族”。

王明珂指出：“广大的民众，特别是居于社会底层及中国边疆的民众，在民国建立后的3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他们仍在学习、摸索与认识‘民族’及‘国民’等概念，也在学习及接受自身成为‘中华民族’或某‘少数民族’成员以及中国‘国民’的过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早年从事边疆民族考察的学者们扮演了十分微妙的角色。他们的学术专业被认为具有认识及分辨‘民族’的能力；事实上，此时他们从事的主要工作也便是厘清中国境内究竟有多少‘民族’，以及划分各‘民族’间的边界。”（王明珂，2019：80）在民国时期，一批又一批民族学者、人类学者、语言学者来到边疆地区进行田野考察，他们所从事的主要工作，就是采用西方民族学知识对当地人群进行学术意义上的“民族识别”，同时把这套概念及相关知识传授给当地精英与民众。而由国家行政机构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开展带有政治意涵的“民族识别”工作，则是20世纪50年代开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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