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造“国民”与造“民族” ——由王(9)

其次，黎光明、王元辉二人并未发现当地群体中有显著的“民族”差异。

在那时代的典范民族知识中，一民族是有其特定文化、语言与体质特征的群体，民族学、人类学（含体质学）、语言学便是找寻、判别这些民族文化客观特征的学问。然而在黎光明和王元辉的报告中，他们常表示无法分辨羌民、土民与西番的习俗差异，以及羌民、土民与汉人的习俗差别。如他们描述一羌民的婚礼，称：“今天的婚礼，几乎全和汉人的一样，新郎也簪花挂红，新妇也顶盖顶，也有赞礼的，也要拜客。”他们描述一土民的住家门前的装设，称：“这家人的门前也有‘泰山石敢当’，门额上也悬有一个珠砂判。”在体质特征上，他们称：“西番假如改着汉装，其容貌没有几许显著的点子与汉人不同。”（王明珂，2019：84-85）

在他们眼里，当地“博猡子的容貌，也和汉人的差不了几多，不过眼眶比较黑一点”?（黎光明、王元辉［著］，王明珂［编校］，2004：153）。

关于汶川瓦寺土司下辖的“土民”（今日之羌族），“因为他们住的地方和纯粹住汉人的地方相毗连，所以，大半数的土民此刻都几乎完全汉化了。几十年前，他们就有了汉姓。……有少数的土民已经认识汉字”（黎光明、王元辉［著］，王明珂［编校］，2004：157）。在二人的调查笔记中，也曾提到“和坪虽然是四十几家的一个寨子，但是有两种民族。有一半是索习之土舍的百姓——土民。另一半是羌民。羌民不是索家（土司）的百姓，只是索家的‘佃客’（即佃户），耕地纳租而已”（黎光明、王元辉［著］，王明珂［编校］，2004：170）。虽然这里提到“两种民族”，但是二人没有依据民族学的学科知识展开任何进一步的讨论，而是在对这两个群体的观察中寻找与当地汉人的共同之处。“他们（指羌民）的汉化程度比土民的还要进步一些，从容貌上全看不出他们和汉人两样，他们也是久有了汉人式的姓名。……羌民和土民也有很多互为同化的痕跡，有好些风俗习惯是羌土通有的，究竟不知是谁同化于谁。就衣、食、住三方面的大体言之，羌土都是差不多的。”（黎光明、王元辉［著］，王明珂［编校］，2004：173-174）

“在‘民族’概念下，透过历史、语言、民族等多学科之研究，最终是要证实一民族的客观存在，并以语言、文化等客观特征来划分各民族间的界线。但如前所言，黎、王所见不仅‘羌民’、‘土民’生活习俗没有多大差别，他们与汉人在生活习俗上也十分相似。”（王明珂，2019：85）曾被他们二人称为“两种民族”但感到并无多少差别的“土民”和“羌民”，今天都已被归类于羌族。

黎光明和王元辉进入川西地区基层社区后，看不出居民中的“民族”差异，却对当地居民严重缺失现代的“（民族）国家”观这一现象十分焦虑，因而在与当地官员、僧侣和民众的交谈中转而积极普及“国民知识”，极力宣传“中华民国”政治建构和现代“国民”身份及其含义。王明珂将黎光明的这些活动生动地称之为“造国民”行动，这些工作显然不在傅斯年预期的学术研究计划之中。傅斯年将“造国民”视为份外的“政治活动”，而“造民族”则是份内的“学术活动”。黎光明、王元辉并没有按照傅斯年的预期在川西边疆基层社区考察中努力把当地不同“民族”的语言特征、文化传统特色归纳出来，没有完成在各色人群当中“造民族”的任务，因此黎光明川西“政治宣讲之行”的记录日志，即他与同伴王元辉在田野访谈基础上完成的《川康民俗调查报告》手稿，自然被傅斯年视为“非学术活动记录”，不仅此后数十年得不到出版机会，而且黎光明返回后很快就离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回归到他所热爱的政治活动中。

六、凌纯声、芮逸夫等人在西南地区的民族学考察

（一）凌纯声、芮逸夫等人在西南考察中的“造民族”

通过对芮逸夫等人在川南苗乡调查的介绍，王明珂文章的第二部分生动地为读者勾画出内地学者在边疆田野调查中如何把西方民族学知识（语言、血缘、体质、社会组织、生活习俗的差异）作为“民族识别”重要维度，并把人们原有的、比较漠视的群体差异提升到“民族差异”的高度。读者不难发现，学者们在关注“异”时忽略了“同”，并且忽视了当地社会“我族（群）”“他族（群）”的传统划分标准、族群结构和族属的非政治属性。

1933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人类学者凌纯声、芮逸夫等至湘西考察。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希望厘清中国民族中在“汉、满、蒙、回、藏”五族之外，是否南方还有“苗”及其他民族。他们深入一些汉化程度较低的村落，以找寻本地的非汉文化因素（王明珂，20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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