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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造“国民”与造“民族” ——由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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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芮逸夫在这约半年的调查采访中,在乡间勤于学习及记录苗语,采访及观察苗民婚丧礼仪,记录当地人的经济生活与老习俗。(王明珂,2019:87) 不仅是
芮逸夫在这约半年的调查采访中,在乡间勤于学习及记录苗语,采访及观察苗民婚丧礼仪,记录当地人的经济生活与老习俗。(王明珂,2019:87)
不仅是在演讲中,在他们与当地知识分子的社交言谈中,“民族”也经常是重要主题……此显示民族学者及其田野考察工作,在近代中国边疆人群之“少数民族化”过程中的微妙角色与功能——不仅民族学内蕴的“民族”概念与其内涵定义,导引学者们探索、研究相关人群之语言、文化而让他们得以认识与识别一个个的“民族”……(王明珂,2019:88)
这些调查者在田野考察中向当地民众“普及”西方民族学知识时,客观上在当地精英中“造”出了新的“民族”意识和新的族群边界。王明珂称之为“造民族”。例如通过羌族的建构,“民族史与民族学知识,造成民族识别、分类下的‘羌族’此一社会现实;有关羌族之历史与文化常识,影响汉、羌、藏、彝各民族间的互动,并产生各种的社会文化表征”(王明珂,2004:21)。而这一“民族分类”在学理上符合西方民族学的学术标准与知识体系,完全能够与西方学术界对话,这大概也正是史语所创建的研究宗旨。
(二)民族学家不仅“造民族”,也在培养“民族领袖”
这些民族学家与当地精英和普通民众有大量交谈,这必然是一个信息互通、知识共享、观念彼此影响的文化交流。我们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这些深受西方民族学知识影响的学者们,在热心追求“知识应用”并创建“中国民族学”学科的过程中,客观上却在基层社会传播“民族学”知识,并在他们足迹所到之处推动“造民族”。“在边疆田野考察中经由与本地人的紧密接触互动,民族学者们也对本地人群,特别是其知识分子,介绍、传播及强化民族、少数民族、中华民族等概念,并与他们在本‘典范的历史与民族文化知识’上彼此沟通、相互影响。当然,此对于边疆人群之‘少数民族化’造成多大的影响,是因人、因情况而异的。”(王明珂,2019:88)
首先,他们在考察报告和田野笔记中对各“民族”的语言与文化特点进行归纳;其次,他们努力区分不同的“民族”的人口边界与聚居地域;第三,他们在随同和协助他们调查的当地助手当中传播这些民族学知识,从而启发这些土著精英(如石启贵)的自我“民族”意识,在“识别”过程中也在“培养”“民族”代表人物。这些人随后成为新生民族的“民族领袖”。王明珂指出:“在与边疆本土知识分子的接触中,民族考察者本身成为民族知识的传播者;被考察的本土知识分子,在习得民族知识后则成为本‘民族’之建构者。”(王明珂,2019:80)
王明珂提及石启贵(1896—1959年)的个案。凌纯声、芮逸夫1933年调查湘西时,“作为他们助手的本土知识分子石启贵,因受两位先生之启发,投身于本民族文化之调查、保存与传扬。后来他多次上书国民政府各党政机构,附以其考察成果之专著(《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书》),来证明本地‘土著民族’为一有特定文化的民族,呼吁国民大会中应有南方‘土著民族’代表的席位。1947年,他终于成为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之土著民族湖南代表”(王明珂,2019:88)。“石启贵之一生事业的转折,便是很好的例子。他于大学毕业后,变卖家产购织袜机、纺纱机、照相机及新品种水稻种子等返乡,投身于教育及农业改革等多项新事业,组织‘乾城苗民文化经济改进委员会’。然而在1933年协助凌、芮从事苗族文化考察后,他将大部分心力放在苗族文化、语言资料的搜集上,后来成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之‘土著民族’代表——此为湘西‘土著民族’得到国家认可的表征。”(王明珂,2019:89)?从凌纯声、芮逸夫那里获得的“民族学”知识,无疑是催生石启贵“民族意识”的主要媒介。
但也有一些少数民族精英感到社会整体进步要比构建自身“民族”更为重要,如王明珂文章中提到另一位曾为芮逸夫调查助手的古元生。芮逸夫1943年返回史语所驻地李庄后,古元生受邀来到李庄,他“原来想趁此机会读书、学习,以从事民族研究,但后来仍决定返乡投入共产党之革命活动。古元生放弃民族研究而选择另一条道路,也是一种追求‘进步’的努力”(王明珂,2019:89)。换言之,也有一些少数族群精英认为,“包括全体国民的国家”的进步比自身所属的“民族”被政府识别并获得承认更为重要。
与民族学者接触和合作的地方精英此后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这是很奇特的合作、互惠。一般而言,这些力图以教育文化与经济实业来让本民族‘进步’的地方知识分子,对于苗乡‘旧习俗’是不感兴趣的,甚至认为它们是应被革除的对象。……受民族主义熏染的苗疆知识分子也因此可略分为两类:一类以实业、教育来促成本地社会之‘进步’,一类通过考察及宣扬本民族固有文化来促成民族‘团结’,以及证明及宣称本民族的存在。”(王明珂,2019:89)中国西南地区的“造民族”活动,可以被视为由外来民族学家与吸收了民族学知识的本地精英的合作所共同推动的。
文章来源:《中国民商》 网址: http://www.zgmszz.cn/qikandaodu/2020/1004/49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