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分享经济推进民商改革(4)

改革要打破官本位。共享分用就是专克官本位的逻辑。我们过去用搞运动的方式反对官本位，往往劳而无功，传统的改革者对官本位束手无策，都是因为没有对准官本位的经济基础进行有效改革。我们知道，官僚主义滋生官本位、贪污腐败，光讲发展是硬道理，与之共用的还是同样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其导向是只讲规模，不讲质量。只有在网络变革中，在高质量、差异化（从而在微观上呈现为高风险、不确定性）的发展中，利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机理，重建经济基础，官本位以及贪污腐败，才会在不搞运动的情况下，日益缩小生存的地盘。

“共产”的全面含义，是天下为公所有与天下为公所用的统一。其中，天下为公所用（“共享分用”），是改革的思想基础。而官本位与腐败，要害正在于偷换了其中逻辑。把“共产”曲解为“为公所有，但为己所用”。打着自己代表公的旗号，以权谋私，以人民的代表为名，将利益集团的利益凌架于国家与群众之上。割裂天下为公所有与天下为公所用的联系，并将二者对立起来，是阻碍改革发展的“路条经济”的根本逻辑，也是官本位、贪污腐败的根本理论“依据”，必须在改革中彻底肃清。如果天下不能为公（包括私营、私有业者、微商、自然人等）所用，只能为有权者使用，则必然会导致官僚主义的盛行。改革，就是要全面冲击“天下为公所有，但不为公所用”的私人利益集团的逻辑，铲除造成官本位与贪污的经济基础。

毛泽东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指出：“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最大的浪费，就是所有制浪费，就是不共享资源所造成的资源使用上的浪费。它是贪污的经济基础。改革要在“用”上，大做特做文章，借力分享经济，在共享发展上取得实质突破。当前，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反贪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要巩固这一成就，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通过开放资源为天下所用，铲除浪费这个不断滋生贪污的经济基础，让资源使用效率大大提高，进而在增量发展中凝聚改革共识。改革本身也才能由被动变主动，从被官本位、利益集团玩得团团转，变为把官本位和利益集团玩得团团转。

分享经济的兴起给改革出了一个新题目——民商改革有没有可能在高风险商业领域找到意外的新动能、新增量，从而避开官本位的围追堵截，进而再创辉煌。无限风光在险峰，就是指这一具有时代特征的增量改革思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民商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时至今日，面临官本位“路条经济”的围猎，士气低落。突破困局，要有新思路。挥师挺进高风险领域求发展，是一条思路。长期以来，民商改革的商业活动领域，始终处于价值链低端。前40年影响不明显，如今变为致命的软肋。改革顺利时，一般都是增量空间大的时候。一旦增量空间被压缩，改革的动力就会锐减，官本位们就会趁机一哄而上，分食改革成果，甚至改革者。这是当前局面的特点。如何能够突破官本位的围追堵截？井冈山道路启示我们：无限风光在险峰，要到敌人权力最薄弱的地方去求发展。对官本位来说，权力最薄弱的地方在哪里？在市场的高风险领域。分享经济兴起的直接市场动因在于，在高风险高收益主导商业价值链高端的条件下，需要一种回避高风险，但取得高收益的商业生存策略，这是市场经济在互联网时代自下而上兴起的本能反应。分享经济的兴起则给改革出了一个新题目：民商改革有没有可能在高风险商业领域（所谓“险峰”）找到意外的新动能、新增量，从而避开官本位的围追堵截，进而再创辉煌。无限风光在险峰，就是指这一具有时代特征的增量改革思路。为什么改革要主动进入险境求生存与“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一样，改革到底能坚持多久，现在是一种弥漫于改革者中的普遍情绪。有这种情绪很正常，但重要的是尽快找到星火燎原的正能量。从微观看，主要是民商面对“路条经济”，束手无策。路条经济就是权力寻租，在大路人人可走的情况下，以公共利益为名，规定种种许可，这个不许，那个不许，可供100人走的路，只许5个人走。再由权力的持掌者决定具体哪个人可以走，哪个人不可以走，迫使行人为了行路方便而进贡，从中收取“买路财”。但请大家注意一个奇怪的现象：权力进不了互联网。这主要是指，无论是BAT，还是互联网企业一线阵营中，领导者没有一个具有官的背景。这世界上似乎也有克权力的东西。说市场克权力，这太笼统，而且不符合中国实际。实际是，权力怕市场中的某种东西，我们要找出这种东西，系统地用来反制围猎改革的官本位与官僚主义势力。权力进不了互联网，无论是BAT，还是互联网企业一线阵营中，领导者没有一个具有官的背景权力与互联网的关系，同权力与一般民商的关系迥然有异。权力对一般民商可以全方位渗透，无孔不入，官要进哪个民商领域，没有进不去的。国进民退在哪个领域发生，官进民退在哪个领域就挡不住。甚至有权力背景的人可以进入企业的核心，直接经营获取利益。但奇了怪了，互联网利这么大，“官”为什么进不了互联网呢？不是不想进，而是这些有背景的人进得了，站不住。每挤进一次，就被吐出一回，而且是被市场自然吐出。在此只举一个公开见过报的例子，这就是贾跃亭。贾跃亭是互联网企业里，唯一借助于官，差点走到成功顶峰之人。他的例子非常有代表性，反映了互联网对官本位的排拒。可以明显看出一点，乐视与正经民商互联网获得资本的路子完全相反。逼宫贾跃亭的是招商银行，乐视资金链就此断裂。1998年起，由瀛海威的失败，互联网圈有了一个痛彻骨髓的教训，找钱不能找银行，一定要以风投为主。道理在于，互联网业务特征是高风险、高收益，银行本质上投的是确定性，适合低风险、低收益（有时是高收益）。高风险业务不适合找银行，否则会被天然具有风险回避倾向的投资者逼死。乐视遇到的问题，对风投来说，可能不算个事，但招商银行当作大事也极正常，完全可以理解。官可以直接搞定银行，但权力再大，也无法直接搞定纳斯达克的风投。也许，权力后台不倒掉，招商银行逼宫这件事不会发生。但已经发生的事，启示我们：权力搞不定风险，尤其不容易搞定由风险投资决定的事。权力介入的作用一般是把市场的不确定性转化为确定性，然后以权力替代市场，做出各种资源配置的安排。这一套在互联网业行不通，因为其中风险与不确定性，不是来源于外部资源（如资金、准入之类），而是来源于业务本身。创新与个性化，就是不确定性在供求两端的表现。权力不能搞定这两件事。具体来说，风投可以接受100个投资中失败97个，只有3个赢利这种风险，但权力无法化解这类风险。他不能指定市场上哪3个项目因创新而符合用户体验。这时企业出了问题找权力没什么作用，权力在高风险的差异化服务业务领域往往失去本身作为一种重要资源的作用。推而广之，以差异化服务为代表的发展，由于存在业务本身风险，最容易处在权力势力范围之外。也就是说，存在以下可能：产业越制造化、产业化，权力越好进入；相反，产业越体验化、服务化，权力越不好进入。业务越因低风险而低收益，权力越好进入；相反，业务越因高风险而高收益，权力越不好进入。好进入的，在价值链低端；不好进入的，在价值链高端。中国改革起步于农村、乡镇制造业这些传统领域，当初都是增量较大的领域。40年来，这些价值链低端领域，风险越来越少，利润也越来越少，客观上使改革的增量动力不断衰减。如果要找改革者自身原因的话，改革者大多出身于传统产业，没有及时向高附加值领域——主要是以差异化为特点的服务化领域转型升级，补充改革的增量，是改革者主观努力不足的表现。换一种表述，也可以说，改革者在改革中，光顾调整先进生产关系，在与先进生产力结合上掉了链子，导致改革动力系统出了问题。是不是向政府发一通牢骚，改革才能重启呢？价值链上游发生的一切，就是反例。我们看到，凡是官搞的互联网商业，基本上都失败了；而成功的互联网商业，都不是官方规划与投入的。说明民商靠自己重启改革，还有很大的空间没有发现。2000年前后起，互联网界开始变得谈官色变。不再把官当作一种资源来炫耀。因为发现，投资人一听说你有权力作为核心资源，不仅不喜，反而扭头就走。后来才了解到，他们的心理是，市场不确定性太大，随时需要调整业务方向。将来投资人调整你的业务时，官一句话就可以否了，会有理讲不通，所以一开始就“惹不起，躲得起”。互联网界流传自己的赚钱“戒条”：一不靠老子（泛指权力），二不靠刀子，三不靠裙子。其中首先就不能靠权力。有些改革者做反了，主动向权力靠拢，靠行贿希望尽早放行上道。这其实是不负社会责任的。因为你上道了，别人就上不了道，而且还腐蚀了官员，破坏了市场规则。改革也要走堂堂正正的路。这就是按中央要求的，向结构调整中高质量的方向，向高附加值的方向发展。当前，制造业产能过剩，而服务化供给不足，正是改革者开辟市场新战场的绝佳时机。不可指望中美贸易战后，一切回到原状。不可逆的事实是，改革者原来呆的产业，产能仍会过剩，需求占比会越来越低，只有往上游走，开拓农业服务化（而非产业化）、制造业服务化以及服务业的体验化，满足其中高速增长的心理需求、信息需求、体验需求，才能找到新的增量空间。以高附加值的增量，作为改革的新动能。向互联网为代表的服务化方向发展，民商可以找到一条权力避犹不及，而又有利可图的路。高风险不确定的服务化业务当然不好搞，不如传统中国制造省心，但民商现在受到两种力的作用，有可能像红军被迫上井冈山那样，上这个险峰。一是受高端利润和转型压力在前拉动，二是受“路条经济”在后驱赶。当年乡镇企业搞出口，也是一条险路，好走的路都被国营企业走了，外向型经济因为不好搞，别人不愿或不能进入，才给民商留下一条活路，而且越走越宽广。分享经济本质上就是高科技时代的井冈山之路。两军相逢，勇者胜。为了实现转型，分享经济进行了一场传统产权专家一无所知的重大产权改革改革进入险境求生存，不是说进入危险境地，而是说进入上游增量空间，找到新的引领力量。目的是获得高收益、高增量这样的新动能。会带来改革者的自我提升与凤凰涅槃。传统经济都知道要以信息化为引领、驱动力量，改革更要寻找符合发展方向的引领、驱动力量。传统改革者，也要勇于进入权力罕至的高风险高收益业务领域，以创新驱动，提高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心理需求的核心竞争力，在险峰赢得无限风光。分享经济是高风险条件下产权改革新路分享经济为什么与高风险高收益具有内在联系呢？这是从互联网实践中发现的规律。以苹果为例，苹果商店的平台是免费分享给苹果产权之外的老板和自然人的，但增值业务（App）的主体却把租金，按15%付给了苹果，从而消除了外部性、搭便车等问题。从苹果公司的商业逻辑来说，这一商业模式的建立，主要是为了在高风险领域获得稳定的高收益。再以海尔为例，海尔在网络化中，把集团公司做成平台公司，其主要资产全部向外部开放，向与海尔不是同一个老板的各种商业主体，特别是提供差异化服务的小微企业一一开放资源使用接口，最后按合约来分成，走上了一条通向差异化高附加值的“三生”（生态圈、生态收入、生态品牌）体系之路，而且在推进改革中从来没有受到“路条经济”的干扰。可以发现苹果、海尔的商业模式，与传统改革者的产权模式与业务模式全然不同，具有数不清的产品与服务种类，苹果接入了400万分享它资源的App开发者，海尔光是内部的创客、小微就有2400个，展开了1万多种产品及产品组合解决方案。这适应的是高收入人群的需求常态：消费支出，日益从无差异为主的物质需求、社会需求，转向差异化的心理需求（目标是实现美好生活）。这是高附加值增量的价值总来源。为了实现转型，分享经济进行了一场传统产权专家一无所知的重大产权改革。这是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人类最大的一场产权变革。这场变革风暴，将企业普遍改造为网络组织。在改革过程中，兵不血刃地解构了官本位。过去我们已经分析过分享经济带来的产权创新。其中利益共担、风险共担的要点是，让产权外部主体（App）分担市场风险——主要是由于服务与体验差异化、个性化而形成的风险；而让产权分享主体（平台）回避高达百分之八九十的市场风险。平台的分成比例虽低，由于核心资产是非排他性使用的，并不带来边际成本的上升，这样租金（App上交的资产使用费、服务费）的累加，要比不分享高出一两个数量级（例如从1亿元，跃升到150亿元）。官本位是怎么退出舞台的？这个过程从企业自身开始。现在一些大企业，越来越像政府，也患上了官僚主义的毛病，例如IBM、通用。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经济特征，是把利益分配给拥有权力，但并无多少实际贡献的中间官僚。是什么力量，会让大企业放弃这种经常会引发以权谋私的权力呢？对苹果公司来说，是因为风险。如果再像以往工业时代那样集权的话，会把风险集成到自己的财务报表上来，带来资产流失。在分享经济中权力失灵的根本原因，是为了分散需求个性化、差异化带来的这种21世纪型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需要分享权力与资源给增值业务的主体。高风险要求高收益作为回报，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如果不把高比例的权与利交给承担高风险的分散主体，就没有“勇夫”为你去踩市场上的地雷。权力要是到了去冒风险踩地雷时，不用轰赶，自己就提前告辞了。海尔下放“三权”（决策权、用人权、分配权）给创客与外部小微企业，正是为了保证集团在高风险的互联网条件下保值增值。与阿米巴相反，这三权不是自上而下授予（授权），而是“上边”不可收回的。如果一种经济的主要形式或主要成分是这样构成的，官本位就会走到生命周期的终点。分析这类分享经济模式，可以发现为什么权力化解不了的风险，对于市场不是回事。而市场很怕的权力，在此被“点穴”点得瘫作一团。由此可以明白改革应到什么地方去吸收和补充自身的正能量。分享经济产权改革的要点，在于把产权重心放在使用（人人使用与人人参与）上，而不是放在拥有上。这一改革具有天然的反官僚主义倾向，谁再搞官本位，在一个需要人人使用、人人参与的结构中，就会中招。在海尔的分享经济实践中，官本位被打破的主要路径，在于打造网络组织，将企业的上下级串联结构，变成了网络的扁平化并联结构，从而彻底瓦解了官僚主义及其权力存在的体系性的组织基础。这样改革，可以最大限度利用资源，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互联网业务当前的这种高风险高收益模式，将来会成为经济的新常态。当产品——无论是一产、二产还是三产的产品——卖不出好价钱时，要靠产品服务化、服务体验化创造价值。这个过程，正是产业的重心，从规模化的产品，转向差异化的服务、体验的过程。而风险、不确定性的本质，恰恰在于个性化需求存在的差异性之中。未来所有的生意，都将是差异化的生意，因此未来所有的生意也都是高风险、不确定性的生意。过去我们讲，发展是硬道理。现在实际应该说，高质量发展是硬道理。高质量的经济，一定是高风险、不确定性的经济。在高质量发展语境下谈充分利用资源，必然要因经济的原因而消除官本位。改革只有在这种发展中做足文章，才能找到强劲的新动能。这种改革，同40年来的改革，不再是同一种改革了吗？非也。过去的改革与未来的改革，使用的是同一套逻辑，这就是胡耀邦提出的“共享分用”（全民共享分用资源）。这在今天仍然适用。对国有企业来说，共享分用可理解为公有的资源，可以供国家、集体、个人（包括私营、私有业主）分别共同使用；对私人经济来说，分用相当于平台共享给App主体分别共同使用。改革要打破官本位。共享分用就是专克官本位的逻辑。我们过去用搞运动的方式反对官本位，往往劳而无功，传统的改革者对官本位束手无策，都是因为没有对准官本位的经济基础进行有效改革。我们知道，官僚主义滋生官本位、贪污腐败，光讲发展是硬道理，与之共用的还是同样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其导向是只讲规模，不讲质量。只有在网络变革中，在高质量、差异化（从而在微观上呈现为高风险、不确定性）的发展中，利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机理，重建经济基础，官本位以及贪污腐败，才会在不搞运动的情况下，日益缩小生存的地盘。“共产”的全面含义，是天下为公所有与天下为公所用的统一。其中，天下为公所用（“共享分用”），是改革的思想基础。而官本位与腐败，要害正在于偷换了其中逻辑。把“共产”曲解为“为公所有，但为己所用”。打着自己代表公的旗号，以权谋私，以人民的代表为名，将利益集团的利益凌架于国家与群众之上。割裂天下为公所有与天下为公所用的联系，并将二者对立起来，是阻碍改革发展的“路条经济”的根本逻辑，也是官本位、贪污腐败的根本理论“依据”，必须在改革中彻底肃清。如果天下不能为公（包括私营、私有业者、微商、自然人等）所用，只能为有权者使用，则必然会导致官僚主义的盛行。改革，就是要全面冲击“天下为公所有，但不为公所用”的私人利益集团的逻辑，铲除造成官本位与贪污的经济基础。毛泽东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指出：“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最大的浪费，就是所有制浪费，就是不共享资源所造成的资源使用上的浪费。它是贪污的经济基础。改革要在“用”上，大做特做文章，借力分享经济，在共享发展上取得实质突破。当前，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反贪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要巩固这一成就，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通过开放资源为天下所用，铲除浪费这个不断滋生贪污的经济基础，让资源使用效率大大提高，进而在增量发展中凝聚改革共识。改革本身也才能由被动变主动，从被官本位、利益集团玩得团团转，变为把官本位和利益集团玩得团团转。

文章来源：《中国民商》 网址: http://www.zgmszz.cn/qikandaodu/2020/1116/58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