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分享经济推进民商改革(2)

推而广之，以差异化服务为代表的发展，由于存在业务本身风险，最容易处在权力势力范围之外。也就是说，存在以下可能：产业越制造化、产业化，权力越好进入；相反，产业越体验化、服务化，权力越不好进入。业务越因低风险而低收益，权力越好进入；相反，业务越因高风险而高收益，权力越不好进入。好进入的，在价值链低端；不好进入的，在价值链高端。

中国改革起步于农村、乡镇制造业这些传统领域，当初都是增量较大的领域。40年来，这些价值链低端领域，风险越来越少，利润也越来越少，客观上使改革的增量动力不断衰减。如果要找改革者自身原因的话，改革者大多出身于传统产业，没有及时向高附加值领域——主要是以差异化为特点的服务化领域转型升级，补充改革的增量，是改革者主观努力不足的表现。换一种表述，也可以说，改革者在改革中，光顾调整先进生产关系，在与先进生产力结合上掉了链子，导致改革动力系统出了问题。

是不是向政府发一通牢骚，改革才能重启呢？价值链上游发生的一切，就是反例。我们看到，凡是官搞的互联网商业，基本上都失败了；而成功的互联网商业，都不是官方规划与投入的。说明民商靠自己重启改革，还有很大的空间没有发现。

2000年前后起，互联网界开始变得谈官色变。不再把官当作一种资源来炫耀。因为发现，投资人一听说你有权力作为核心资源，不仅不喜，反而扭头就走。后来才了解到，他们的心理是，市场不确定性太大，随时需要调整业务方向。将来投资人调整你的业务时，官一句话就可以否了，会有理讲不通，所以一开始就“惹不起，躲得起”。互联网界流传自己的赚钱“戒条”：一不靠老子（泛指权力），二不靠刀子，三不靠裙子。其中首先就不能靠权力。

有些改革者做反了，主动向权力靠拢，靠行贿希望尽早放行上道。这其实是不负社会责任的。因为你上道了，别人就上不了道，而且还腐蚀了官员，破坏了市场规则。改革也要走堂堂正正的路。这就是按中央要求的，向结构调整中高质量的方向，向高附加值的方向发展。

当前，制造业产能过剩，而服务化供给不足，正是改革者开辟市场新战场的绝佳时机。不可指望中美贸易战后，一切回到原状。不可逆的事实是，改革者原来呆的产业，产能仍会过剩，需求占比会越来越低，只有往上游走，开拓农业服务化（而非产业化）、制造业服务化以及服务业的体验化，满足其中高速增长的心理需求、信息需求、体验需求，才能找到新的增量空间。以高附加值的增量，作为改革的新动能。

向互联网为代表的服务化方向发展，民商可以找到一条权力避犹不及，而又有利可图的路。高风险不确定的服务化业务当然不好搞，不如传统中国制造省心，但民商现在受到两种力的作用，有可能像红军被迫上井冈山那样，上这个险峰。一是受高端利润和转型压力在前拉动，二是受“路条经济”在后驱赶。当年乡镇企业搞出口，也是一条险路，好走的路都被国营企业走了，外向型经济因为不好搞，别人不愿或不能进入，才给民商留下一条活路，而且越走越宽广。分享经济本质上就是高科技时代的井冈山之路。两军相逢，勇者胜。

为了实现转型，分享经济进行了一场传统产权专家一无所知的重大产权改革

改革进入险境求生存，不是说进入危险境地，而是说进入上游增量空间，找到新的引领力量。目的是获得高收益、高增量这样的新动能。会带来改革者的自我提升与凤凰涅槃。传统经济都知道要以信息化为引领、驱动力量，改革更要寻找符合发展方向的引领、驱动力量。传统改革者，也要勇于进入权力罕至的高风险高收益业务领域，以创新驱动，提高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心理需求的核心竞争力，在险峰赢得无限风光。

分享经济是高风险条件下产权改革新路

分享经济为什么与高风险高收益具有内在联系呢？这是从互联网实践中发现的规律。

以苹果为例，苹果商店的平台是免费分享给苹果产权之外的老板和自然人的，但增值业务（App）的主体却把租金，按15%付给了苹果，从而消除了外部性、搭便车等问题。从苹果公司的商业逻辑来说，这一商业模式的建立，主要是为了在高风险领域获得稳定的高收益。

再以海尔为例，海尔在网络化中，把集团公司做成平台公司，其主要资产全部向外部开放，向与海尔不是同一个老板的各种商业主体，特别是提供差异化服务的小微企业一一开放资源使用接口，最后按合约来分成，走上了一条通向差异化高附加值的“三生”（生态圈、生态收入、生态品牌）体系之路，而且在推进改革中从来没有受到“路条经济”的干扰。

文章来源：《中国民商》 网址: http://www.zgmszz.cn/qikandaodu/2020/1116/58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