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分享经济推进民商改革(3)

可以发现苹果、海尔的商业模式，与传统改革者的产权模式与业务模式全然不同，具有数不清的产品与服务种类，苹果接入了400万分享它资源的App开发者，海尔光是内部的创客、小微就有2400个，展开了1万多种产品及产品组合解决方案。这适应的是高收入人群的需求常态：消费支出，日益从无差异为主的物质需求、社会需求，转向差异化的心理需求（目标是实现美好生活）。这是高附加值增量的价值总来源。

为了实现转型，分享经济进行了一场传统产权专家一无所知的重大产权改革。这是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人类最大的一场产权变革。这场变革风暴，将企业普遍改造为网络组织。在改革过程中，兵不血刃地解构了官本位。

过去我们已经分析过分享经济带来的产权创新。其中利益共担、风险共担的要点是，让产权外部主体（App）分担市场风险——主要是由于服务与体验差异化、个性化而形成的风险；而让产权分享主体（平台）回避高达百分之八九十的市场风险。平台的分成比例虽低，由于核心资产是非排他性使用的，并不带来边际成本的上升，这样租金（App上交的资产使用费、服务费）的累加，要比不分享高出一两个数量级（例如从1亿元，跃升到150亿元）。

官本位是怎么退出舞台的？这个过程从企业自身开始。现在一些大企业，越来越像政府，也患上了官僚主义的毛病，例如IBM、通用。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经济特征，是把利益分配给拥有权力，但并无多少实际贡献的中间官僚。是什么力量，会让大企业放弃这种经常会引发以权谋私的权力呢？对苹果公司来说，是因为风险。如果再像以往工业时代那样集权的话，会把风险集成到自己的财务报表上来，带来资产流失。在分享经济中权力失灵的根本原因，是为了分散需求个性化、差异化带来的这种21世纪型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需要分享权力与资源给增值业务的主体。高风险要求高收益作为回报，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如果不把高比例的权与利交给承担高风险的分散主体，就没有“勇夫”为你去踩市场上的地雷。权力要是到了去冒风险踩地雷时，不用轰赶，自己就提前告辞了。海尔下放“三权”（决策权、用人权、分配权）给创客与外部小微企业，正是为了保证集团在高风险的互联网条件下保值增值。与阿米巴相反，这三权不是自上而下授予（授权），而是“上边”不可收回的。如果一种经济的主要形式或主要成分是这样构成的，官本位就会走到生命周期的终点。

分析这类分享经济模式，可以发现为什么权力化解不了的风险，对于市场不是回事。而市场很怕的权力，在此被“点穴”点得瘫作一团。由此可以明白改革应到什么地方去吸收和补充自身的正能量。

分享经济产权改革的要点，在于把产权重心放在使用（人人使用与人人参与）上，而不是放在拥有上。这一改革具有天然的反官僚主义倾向，谁再搞官本位，在一个需要人人使用、人人参与的结构中，就会中招。在海尔的分享经济实践中，官本位被打破的主要路径，在于打造网络组织，将企业的上下级串联结构，变成了网络的扁平化并联结构，从而彻底瓦解了官僚主义及其权力存在的体系性的组织基础。这样改革，可以最大限度利用资源，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互联网业务当前的这种高风险高收益模式，将来会成为经济的新常态。当产品——无论是一产、二产还是三产的产品——卖不出好价钱时，要靠产品服务化、服务体验化创造价值。这个过程，正是产业的重心，从规模化的产品，转向差异化的服务、体验的过程。而风险、不确定性的本质，恰恰在于个性化需求存在的差异性之中。未来所有的生意，都将是差异化的生意，因此未来所有的生意也都是高风险、不确定性的生意。过去我们讲，发展是硬道理。现在实际应该说，高质量发展是硬道理。高质量的经济，一定是高风险、不确定性的经济。在高质量发展语境下谈充分利用资源，必然要因经济的原因而消除官本位。改革只有在这种发展中做足文章，才能找到强劲的新动能。

这种改革，同40年来的改革，不再是同一种改革了吗？非也。过去的改革与未来的改革，使用的是同一套逻辑，这就是胡耀邦提出的“共享分用”（全民共享分用资源）。这在今天仍然适用。对国有企业来说，共享分用可理解为公有的资源，可以供国家、集体、个人（包括私营、私有业主）分别共同使用；对私人经济来说，分用相当于平台共享给App主体分别共同使用。

文章来源：《中国民商》 网址: http://www.zgmszz.cn/qikandaodu/2020/1116/58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