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研究必须实实在在 ——访北京大学国民经济

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家，必然是以客观的经济数据作为地基盖起观点大楼的。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经济学研究随着经济的发展取得了相应的成就。然而在众说纷纭的学术观点中，为国谋为民计的经济学家如何更多地讲出具有含金量的话语，不仅是社会所需要的，也是大家所关注的。经济学家该怎么做学问？对于这个话题，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坦言，他做经济学研究和政策设计有两个原则，一是尊重人，二是尊重事实；研究的底线是不做假，不动原始数据，不说假话。

求学

1992年，苏剑考取了北京大学西方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自此以后一直与经济学研究为伴。

1995年硕士研究生毕业，苏剑选择了留校任教，因为不喜欢朝九晚五的那种工作方式。“我这个人生活本来就不太规律，之前老是在上班的时候困得一塌糊涂，但是晚上很有精力和精神，所以非常喜欢学校的工作方式，晚上可以写东西，也确实喜欢当老师、做研究。”

5年后，苏剑深感要想让研究做得更好一些，就得继续提升自己的理论素养和视野站位。出国读博在当时成为一个很好的选择。

“当时国家的政策是不支持公费出国读学位，可以进修、做访问学者，所以大家都是自费出去读博士，那个时候没有几个家庭能够支付得起，都得靠奖学金，我拿到的是全额奖学金，每年大概美元，在波士顿那基本够我们一家三口用。”解决了物质上的后顾之忧，苏剑不需要像一些留学生那样去饭馆打工挣钱，“只要专心致志上学就行了”。

海外求学，往往第一道关卡便是语言关。“我们这一代是60后，外语底子比较差，从初中开始学习英语，甚至连专业的老师都没有，大多是阅读，写作很少，哑巴英语，张开口不会说，听力也不太好。”本科毕业参加工作后，苏剑就经常去西安的英语角学习，到北京后也坚持练习口语，可出国的时候还是发现听力和口语不够用。

“在美国上学的时候，遇到美国人说英语还好一些，要是遇到来自别的国家的英语老师，马上就听不懂了，有一位印度裔老师刚开始老是说tree，我想经济学哪有什么‘树’啊，最后才知道人家说的是three。”

实践

对于苏剑来说，他关注的焦点只有一个：国外的经济学家是如何做学术研究的。

耳濡目染的听、闻、问、学，直接影响了他日后做学问的态度。苏剑感到，他所处的是一个学术氛围很好、非常活跃的环境，思想比较开放，没有不能谈的事儿，没有不能用的方法，也没有不可见的人，那些教授都很平和，只要是谈学术问题而不是闲谈，他们都非常欢迎。“能感受到他们做研究非常认真，学风严谨，绝对不允许学术作假，研究报告拿出来是非常可信的。然而国内有些研究报告拿出来的结果根本不敢细对。”

“现在有些学者，为了支持自己的结论，连原始数据都敢改，因为如果数据不支持结论，就发表不了文章。”苏剑说，原始数据绝对不能改，这是一个底线，“数据可以处理、分类，但是不能作假”。

国外读博的这段时间，对苏剑的影响很大。“目前我在北大带一个团队，做宏观经济研究的。我要求所有人做研究必须实实在在。”他给学生们举了一个例子，“就跟造飞机一样，你造的飞机得自己敢坐才行，咱们就要追求这个目标，我们的宏观研究报告写出来了，心里要能实实在在的，可以把话不说完，但绝对不说假话。”

苏剑给他们的宏观研究定了一个小目标：如果自己炒股的话，敢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做依据。自己的成果如果自己都不敢用，那你的研究肯定有问题。

“但是完全可靠做不到，因为中国的基础数据不是很理想。”在基础数据质量不佳的情况下，他试图建立一个基于可靠数据的宏观经济诊断模型。“在官方公布的数据中，有相当一部分数据是可信的，主要是价格数据，例如股票指数、汇率、CPI数据等，在我们每个月发布的报告中，对CPI、PPI的预测非常准，我们通常比统计局公布的时间早10天左右，但是误差仅在0.1%左右，好多情况下是0误差。这说明目前官方的CPI、PPI增长率数据是相当可靠的。”

成果

2018年，苏剑和他的研究团队出了50多篇报告，包括数据点评、预测和专题分析。“每个报告都是我们认真做出来的。其实只要认真研究问题，一般情况下研究成果的质量也不会太差。”

每年这个团队都会出3本书，其一是年度报告《中国经济增长报告》，主编是北京大学原副校长、现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苏剑是副主编，已经连续出版了15年。

文章来源：《中国民商》 网址: http://www.zgmszz.cn/qikandaodu/2020/1007/5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