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视角下春秋战国时期的体育发展考略(2)

为了让陈西滢摆脱因失去正式职业而陷入的生活困境，凌叔华致信胡适，请他出面帮陈西滢谋职。此时远在美国的胡适也将这事放在心上。1942年2月，陈西滢等来了胡适的好消息，他获得了再赴英国的机会，到伦敦负责中英文化协会的工作。结束留学生涯、离开英国整整十年的陈西滢重返故地，心情十分激动，也非常珍视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1945年，比利时大学准备聘请一位精通中国艺术的教师执教一些课程，陈西滢得此消息后，代他的妻子凌叔华参加了竞聘，并成功获得了聘书。就这样，凌叔华于同年九月带着女儿陈小滢远赴欧洲，全家在欧团聚。第二年，陈西滢全家定居伦敦。但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立，陈西滢很快被南京国民政府委派至法国巴黎，担任中国常驻该组织的首席代表。

196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法兰西共和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原驻法国的台湾国民党政府外交机构被要求撤回台湾。但国民党政府向法国政府提出要求，让陈西滢继续以联合国中国代表身份留在巴黎，继续负责法国与台湾之间的官方联系。台湾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因为联合国中国代表的席位仍然由台湾当局把持。法国政府对此要求辩论争执了两年，于1966年3月作出决定，要求台湾从法国撤出所有外交人员，其中也包括陈西滢。当法国外交部的正式通知下达到陈西滢处，他受到极大刺激而当场昏厥。此后，对国民党绝望的陈西滢辞去一切职务，回伦敦养老。四年后的3月29日，陈西滢病逝于英国。

三、全盘西化不入流，翻译选择逞自由

由于长年接受西方教育，并以西方学术思维指导创作和教研，陈西滢在翻译领域表现出了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实际上，他的自由主义态度与思想早在他创办《现代评论》时就已有充分体现了。这一文学评论期刊在创刊两年多时间里，陈西滢撰写并发表了近300篇文章，内容涉及文化、艺术、伦理、政治等诸多方面，其中有很多引述的内容就是来自他对西方学者文章或观点的翻译和评价。由于这些文章直言敢谏、驰骋纵横，对自己的看法丝毫不加隐瞒，从而充分显露出陈西滢作为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社会道德感。他与好友徐志摩、胡适等人极力主张“世界化”和“全盘西化”，反对新文化运动和阶级斗争，引起鲁迅等具有强烈革命精神的文人的批判。陈西滢的《现代评论》对于具有激进思想言论的青年作者们的来稿表现得十分谨慎。按照陈西滢自己的说法：五四运动充分显示出了青年一代的政治力量，《现代评论》绝不能像当年其他激进刊物一样引发大规模社会变革运动，从而威胁资产阶级社会的稳定[4]60。由此可见，陈西滢所信奉的，是英国式渐进、有序、法治的改良运动，这种英国自由主义的传统在化解社会矛盾与危机方面显然与暴力革命理念格格不入。陈西滢的态度不仅与他的英国留学及生活背景有关，还与他在翻译过程中所选择和接触的翻译对象有直接关系[5]196。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除了发表文章针砭时弊之外，还从事国外著作和文章的译介。人们一提到陈西滢，往往想到的是他的代表作《西滢闲话》，很少有人会想到他的译作。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因为翻译对于陈西滢来说只是副业，而且他的英文水平极高，翻译英文著作或资料时并不需要十分专注或投入，因而在翻译实践中也不需要太勤奋。陈西滢的译作大多散见于杂志、报刊或中文文章的引用材料中。正式出版的陈西滢译著只有三本。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商务印书馆于1924年12月出版的《曼斯菲尔德小说集》，这部译著是陈西滢与好友徐志摩合译而成的。可以查证的陈西滢译作大约有十余篇，它们被刊载于《现代评论》、《晨报》、《小说月报》等报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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