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传统民本话语体系的变革

一提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资源，人们通常都会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思想联系起来。不可否认，“民”和“人民”就其外延而言非常类似，都代表了数量上占大多数的、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的、代表社会进步方向的人民群众，都在相应的话语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并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其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但就其内涵而言，从“民”到“人民”则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其象征意义更是实现了巨大转变。

一、中国古代传统中以“民”为核心的话语体系

中国传统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是“民”，“敬天保民”“民惟邦本”“民贵君轻”等话语都体现了“民”的重要性。从上古三代的统治者到先秦诸子百家，再到历朝历代的君王，基本上都认同以民为本的思想。“甚至可以说，中华帝制的政治原理是以民本思想为主体框架之一而精心构筑的庞大的思想体系。”①张分田、张鸿：《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内涵与外延刍议》，《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以“民”为核心的传统话语体系不仅对于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封建统治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构成了绵延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民意是天命的体现，统治者要敬畏天命、安定民众。中国古代早在夏朝已经有了天命意识，不过这种天命意识是与祖先崇拜联系在一起的。到了周朝就将这种天命与民意联系了起来，认为只有“保享于民”才能享受天命，形成了“敬天保民”的思想。《孟子·万章章句上》引《尚书·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伪孔传：“言天因民以视听，民所恶者天诛之。”孔颖达疏：“民之所恶天必诛之，己今有善不为民之所恶，天必佑我令教化百姓。若不教化百姓使有罪，过实在我一人之身。”②《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页。也就是说，上天就会根据民意来评判统治者，统治者必须施行良政以避免上天的惩罚。这种将对天命的畏惧与对百姓的统治联系起来的思想，开创了中国古代独特的文化传统和话语体系。然而，春秋以降，随着对天的崇拜的动摇和怀疑、否定天神的思潮兴起，以及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发展带来的诸侯争霸的局面，传统的敬天保民的思想受到了挑战。③参见李存山：《中国的民本与民主》，《孔子研究》1997年第4期。在这种背景下，儒家学说继承了周初形成的“以德配天”的传统观念，孔子提出要“畏天命”，并认为自己是“天生德于予”，发展了天命的道德性的一面，形成了对天命的使命和担当的意识。这种使命感和担当感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儒家学者，使他们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形成了“为国为民”的情怀。但传统儒家学者对那些没有使命感和担当感的统治者采取道德说教的方式进行规劝，则不免显得有些软弱。

其次，民对于国家安定非常重要，统治者只有顺应民意，才能使国家安定。一般谈及“民本”都要谈论《尚书·五子之歌》中的这句话：“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伪孔传：“言人君当固民以安国。”孔颖达疏：“民惟邦国之本，本固则邦宁，言在上不可使人怨也。”④《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页。由于民众占人口的大多数且直接从事生产劳动，是国家财富的来源，因此统治者要安定民众，为创造财富提供一个安定的环境，否则就会产生民怨，使国家的根本不稳固。中国古代历史上因为统治者荒淫无道而失去民心最终导致国家灭亡的例子不胜枚举，在“天命”的自然性受到挑战的情况下，儒家学者也将历史规律称为“天命”，即统治者想要实现国泰民安，就必须“保民”“安民”，也就是将“保民”“安民”作为实现国家稳定和维持自己统治的手段，否则就会像历史上的君王一样失去国家。虽然《孟子·尽心章句下》直接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紧接着这句话的是“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杨伯峻注：“所以得着百姓的欢心便做天子，得着天子的欢心便做诸侯，得着诸侯的欢心便做大夫”①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28页。，仍然是将使百姓满意看作是做天子的手段。这里就可以看出“民本”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即从国家本质上来说是君王的国家，因此对于那些对民众没有道德感的统治者来说，一切使民众安定的行为都只是维护自身统治的手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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