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重商传统下民商的兴起研究(2)

由于元代政府非常重视商业，对商人也给予极优渥的待遇，使较为脆弱的民间商人在历经种种艰辛之后还愿意经商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柱。

（四）元代手工业的工艺改进及发达也是推动民商兴起的动力

虽然元代没有什么大的发明创造，但是前代的许多发明和技术却愈发成熟和完善。松江的黄道婆改进了织布工具，提高了织布的效率，产品的样式也丰富起来，满足了市场的不同需求。制瓷业中青花瓷的制作，制盐业中晒盐法的推行，在食品加工业中蒸馏酒的引用和推广，白砂糖的提炼等。这些工艺技艺的改进大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生产力的提高必然会促使工艺品、生活用品等商品化，而且工艺的改进也提高了商品的质量、款式等，吸引了更多消费者，如元代的纺织品和陶瓷就很受海外的欢。这种情况之下，自然就需要一个中介——商人来经营这些产品，担起产品运输、营销等功能，有一部分民商就是这样兴起的。

（五）纸币在全国推广也是民商兴起的一个推动力

虽然北宋时期就已经发明了纸币，但全国范围内没有出现统一的纸币。元朝时期推出了全国性的纸币（吐蕃和云南地区由于情况特殊而例外)，早在忽必烈时期就发行了中统元宝交钞，后来还发行了至元宝钞等纸币。由于元朝政府对纸币发行采取慎重的态度，在中统宝钞发行的六十多年中，钞价平准，货物稳定，而民众乐于用钞，商贾喜于携钞，市场欣欣繁荣，使纸币成为当时流通最快的货币。纸币的推广，解决了金属货币在进行大宗运输的不便，也节省了运输成本，提高了商业利润。商业利润变高了自然就吸引更多的人去经商了。

在上述种种因素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参与经商，民商在这种背景下慢慢地茁壮成长起来。

二、元代民商兴起之表现

元代统一全国之后，由于农业的发展和粮食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商品经济不断发展，“舍本农，趋商贾”的风气越来越盛，正如张之翰《议盗》中所说的：“观南方归附以来，负贩之商，游手之辈，朝无担石之储，暮获千金之利。”

（一）民商的社会来源广泛

元代除了贵族、色目商人等官商之外，民间也兴起了一大批商人群体。当时民间参与经商的群体主要有：

1.宗教人士参与经商

一般僧人给人的印象就是“ 不恋经商利万金”，一心在寺清修。但在元代，这却是少数僧人的想法，而多数僧侣的想法都是向往经商、热衷经商。身在寺院，心系市场，故从事商贸营运的僧侣、道士也越来越普遍。如元曲《玉壶春》称：“一任着金山寺摆满了贩茶船”[7](P264)，《青衫泪》亦称：“我则道蒙山茶有价例，金山寺里说交易。”[8](P895)而且在元代僧侣经商的种类广泛，除经营解典库、邸舍、酒店以及其它各种店铺外，还经营海外贸易，更有部分僧侣因此财富猛增，跻身到富人阶层，如泰定二年（1325 年），中书省称：“江南民贫僧富”[1](P653)，当时更有一些女子为了贪图荣华富贵，嫁给了经商致富的僧侣。据朱德瑞的《外宅妇》记载：“外宅妇，十人见者九人慕，绿鬓轻盈珠翠妆。金钏红裳肌体素，贫人偷眼看。问是谁家好宅眷，聘来不识拜姑嫜。逐日绮筵歌宛转，人云本是小家儿，前年嫁作僧人妻。僧人田多差役少，十年积蓄多财资。寺旁买地做外宅，别有旁门通巷陌。朱楼四面管弦声，黄金胜买娇姝色。邻人借问小家主，缘何嫁女作僧妇。小家云，……小女嫁僧今两秋，金翠珠玉堆满头，又有肥羯充口腹，我家破屋改作楼。”[9](P229)

僧侣、道士积极参与经商，除了与元代的宗教日益世俗化、经商社会化有关，也与元统治者对僧侣、道士的照顾有关，如给予其经商免税的特权、保护僧侣财产等政策有关。

2.农民兼而为商

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农民的生活必需品几乎能自足。在元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粮食生产开始趋向商品化，使广大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了冲击，农民也被卷入商品流通领域。农民参与经商的表现主要是以自家种植的农副产品到城中出售，他们既是生产者，又是小商贩。如杨瑀《山居新话》 载：“有一卖菜人，早往市中卖菜。”“霜落大湖浅，渔家悬破罾。此时生计别，小艇卖秋菱。”[10](P628)王祯《农书·百谷谱五·蔬属·韭》谓：“凡近城郭园圃之家，可种三十余畦（韭菜），一月可割两次，所易之物，足供家费。”[11](P378)除农副产品外，鱼类、家禽类、棉纺织品等亦为其出售的产品。可见农民从事商品贸易亦是常有之事。

文章来源：《中国民商》 网址: http://www.zgmszz.cn/qikandaodu/2020/1225/596.html